【内容提要】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21世纪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的叙事主题，同时构成21世纪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和普遍交往理论的叙事主题，标识了历史唯物主义发展的新高度，书写了马克思主义全球史观的中国版本、当代形态。人类命运共同体超越了全球治理的形而上学思维，创新了全球治理的思维范式。人类命运共同体重拾被西方搁置的全球正义问题，旨在消解资本主义世界化所造成的中心-边缘结构和依附型世界体系，是具有原创性意义的国际秩序观。人类命运共同体超越了西方中心论统治下的现代文明，创造了更高水准的人类新文明，成为中国在21世纪引领人类精神成长和世界历史走向的鲜明旗帜。人类命运共同体规避了两制生死博弈的终极逻辑，打开了资本主义占主导地位的国际背景下两制和平共处、人类和谐共生的历史空间。人类命运共同体旨在遏阻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民粹主义的历史逆流，重构世界普遍交往范式，匡正现时代国际社会的奋斗目标，是世界历史目前阶段的新纲领。

【关键词】人类命运共同体 国际秩序观 人类文明新形态 全球史观

作者简介：陈曙光（1975-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教授（北京 100091）。

文章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2023年第2期。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着眼全球治理难题、增进人类整体利益而提出的“中国方案”。这一方案创新了全球治理的思维范式，描绘了国际秩序的美好图景，标识了大国外交的未来方向，开创了人类文明的崭新形态，打开了两制并存的历史空间，匡正了世界历史目前阶段的奋斗纲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21世纪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的叙事主题，同时构成21世纪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和世界普遍交往理论的叙事主题，历史唯物主义在新的经济全球化语境中呈现出新的形态、达到新的理论高度，书写了马克思主义全球史观的中国版本、当代形态。

一、全球治理思维的范式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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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治理困境是21世纪人类遭遇的世界性场景。人类命运共同体超越了全球治理的形而上学思维，超越了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的二元对立，超越了“西方-非西方”的前提预设，向全球提供了一种崭新的思维方式，为优化全球治理开辟了新的愿景。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在全球治理观层面的元哲学创造，推动全球治理思维实现了从同质思维向多元思维、线性思维向复杂思维、主客二分思维向主体间性思维的历史性转换。

伴随着新航路的开辟，资本冲破了洲际的边界，开拓了世界市场，人类进入世界历史。社会生产总过程在全球组织，形成全球共同市场和世界普遍交往，并产生与之配套的世界市场体系和全球治理体系。因此，全球化可以分为“作为承载生产力普遍发展的全球化”与“作为规范人类普遍交往的全球化”两个层面，即全球化的“物质内容（全球生产体系）”与全球化的“社会形式（全球治理体系）”。二者相互匹配，世界才能有序发展。然而，资本主义全球治理体系适应的是资本主义全球化的“物质内容”，服务于西方大资本的全球增殖战略。进入21世纪，随着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历史性终结，新型经济全球化的决定性开启，世界市场主体走向多元化，重构全球化秩序、共享全球化利益成为各民族国家的普遍期待。资本主义全球治理体系不再适应全球化的“物质内容”，全球化陷入“社会形式”与“物质内容”背反的总体性危机。改革全球化的“社会形式”，推动全球治理思维的革命性变革成为全球化20时代的必然要求。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向世界提供了一种崭新的思维方式，推动全球治理思维实现了历史性转换。

第一，从同质思维转向多元思维。传统的共同体大都属于“同质共同体”，共同体成员要么以共同的价值观念、意识形态或精神生活为选择标准，要么以共同的经济、政治、军事目的为依归，“排他性”是其基本特征。比如，北约、华约、欧盟、G7都是“同质”国家间的合作。奥巴马在为北约的合法性辩护时指出，北约是北大西洋两岸的价值观共同体。这种“同质性”思维是冷战的思维基础，是意识形态斗争的重要根源，是诸多国际纷争的罪魁祸首，是少数大国拉帮结派、“党同伐异”的重要武器。今天，面对全球性问题，同质性共同体无法单独应对跨区域、跨文化的复杂情况，国际社会需要联合起来共同行动，方能解决全球治理难题。

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单一种族或文化同质性的实体，也不是某种价值观共同体。它不以意识形态划界，不搞价值观外交，不针对特定的对象，不拉帮结派，不搞排他性的小圈子，“包容性”是其基本特征。习近平指出：“当今世界，人类生活在不同文化、种族、肤色、宗教和不同社会制度所组成的世界里，各国人民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这是“一个全新概念的共同体，它不是建立在共同的时间、空间或身份的想法之上”；在这里，没有“文化例外”，没有种族歧视，没有宗教排除，没有党同伐异，没有团团伙伙，没有意识形态隔阂。可见，这与北约、华约等同质共同体是完全不同的。当然，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搞团伙，不是不要团结，而是不要异化了的团结，不要那种以同一性压制差异性、以普遍性对抗特殊性的“机械团结”；我们要的是一种新型的团结，一种建立在尊重差异和个性基础上的团结，涂尔干称之为“有机团结”。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多元主体代替同质性主体，以全球治理代替西方治理，以共同治理代替大国治理，实现了治理思维的重大转变。

第二，从线性思维转向复杂思维。现行国际体系给我们呈现的是清晰的中心-边缘的世界结构状态，线性思维主导国际秩序的运作机制。全球治理从中心出发向边缘展开，整个世界被置于中心-边缘结构的序列之中。共同体成员间的权力分配呈“金字塔”结构，共同体内部事务遵循从中心到边缘的垂直传导机制，核心国家控制着整个世界的经济秩序、政治秩序、安全体系和法治体系，边缘国家除了顺从中心的意志之外别无选择。自16世纪以来，这种基于大国掌控世界而设计的线性治理模式始终占据主导地位。麦克卢汉写道：“直到不久前，我们的制度和安排，包括社会的、政治的、经济的制度和安排，都只有一个单向的模式……沉迷于老式的、机械的、由中心向边缘扩展的单向模式，再也不适合我们当今的世界。”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美国在政治上通过联合国，在经济上通过布雷顿森林体系，在安全上通过北约和结盟机制，在法治上通过国际公约掌控了主要的世界权力。显然，这种从中心向边缘扩展的线性思维与21世纪全球治理格局的演化趋势是相背离的。

人类命运共同体意味着全球治理模式和权力格局的重大转变——从垂直的线性治理模式转向“全球共治”模式，从中心-边缘二分的线性思维转向多中心、网格化的复杂思维。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主张从复杂性的视角来理解国际体系，这是对单向线性思维的超越。在当今世界舞台上，“大国关系不断调整，多个力量中心正在形成”。从复杂性的维度来看，人类命运共同体内部不存在唯一的中心，不存在等级化的主从结构，也不存在固化的“中心-边缘”格局，各成员之间构成一种复杂的、多中心的网格秩序，每个成员都是网格上的一个“节点”，都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共同体内部事物的处理遵循“平等”原则和“民主”机制，遵循多中心自主自治原则，超级大国垄断世界事务、支配其他国家命运的强权思维既缺乏国际道义的基础，在现实中也行不通。习近平指出，“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都是国际社会的平等成员，一国的事情由本国人民做主，国际上的事情由各国商量着办”，这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所倡导的行动原则。

第三，从主客二分思维转向主体间性思维。在传统的世界体系中，核心国家以“我”或“我们”为中心，习惯于“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习惯于使用“我与他”“我们与他们”的方式来谈论、思考和处理国际事务。世界被刻板地分为“中心与边缘”“先进与落后”“文明与野蛮”“盟友与敌人”“民主与专制”“西方与非西方”简单对立的两极，边缘国家与中心国家处于紧张的状态。这与资本主义文明相关，在资本逻辑主导的世界体系里，国家间关系的本质是“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形成以来，由于主体力量对比悬殊，共同体、国际组织、跨国机构常常沦为核心国家操弄的工具，民族国家的“小我”与共同体的“大我”之间的和谐仍然是一种外在的、假象的和谐，“小我”湮没于“大我”之中，“大我”凌驾于“小我”之上，对立、对抗是国际社会的常态。

在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各个国家都是平等的交往主体，主体间性思维取代主客二分思维，共同体成员第一次使用“我们”的方式来谈论、思考和处理国际事务，这是思维方式的历史性跃迁。不同国家都将对方“视为‘我们’之一，而不是‘他们’”。主权国家结成人类命运共同体，既不是出于自我中心意识并把“他者”对象化的欲望，也不是出于对共同体中“他者”的单向依附，而是出于共同体成员间相互合作与共同发展的良好愿望。民族国家的“小我”与共同体的“大我”之间不再是一种外在的对立关系，而是一种内在的和谐关系。在这里，“我就是我们，而我们就是我”，这是对主客二分、主从依附的国际旧秩序的否定；在这里，“小我”支撑“大我”，每个民族国家的自由发展构成共同体发展的条件；在这里，“大我”成就“小我”，共同体的发展为民族国家的发展提供广阔的舞台和空间。在这里，共同体不是凌驾于国家之上、与“小我”相对立的抽象物，民族国家也不是自绝于共同体之外、与“大我”相对立的“唯一者”。“小我”与“大我”之间，秩序与自主之间，大国与小国之间走向和解，人类社会迎来和谐共生的新时代。

二、世界秩序重构的中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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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需要新秩序，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具有原创性意义的国际秩序观。西方大国主导建构的现行世界秩序，对于世界体系内的中心国家来说是“真实的”共同体，对于边缘国家来说则是完全虚幻的东西，是通往美好世界之路上新的桎梏。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在国际秩序观层面的元哲学创造，是“新全球化时代”国际秩序的世界历史构想。该方案不仅是一种批判性的道德理想，更是一种建构性的世界秩序方案，旨在突破传统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历史惯性，消解资本主义全球化所造成的中心-边缘结构，打破西方大国主导的依附型世界体系，终结单极力量操控的霸权世界秩序，追求在去中心化的前提下建构公正合理的世界新秩序。归根结底，该方案意在通过调整全球上层建筑，改革现行世界秩序和治理体系，以适应全球生产力的普遍发展要求，建设共同发展、合作共赢的新世界。21世纪国际力量对比东升西降，现行国际共同体秩序的瓦解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秩序的建立是同样不可避免的。

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是人类孜孜以求的目标。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确立了平等和主权原则；1864年，《日内瓦公约》确立了国际人道主义精神；1945年，《联合国宪章》明确了四大宗旨和七项原则；1955年，万隆会议形成了“和平相处、求同存异”的万隆精神，倡导“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等等。这些国际公约、准则为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奠定了原则基础，提供了重要遵循。然而，理想很美好，但现实终归不是理想。资本主义全球化所建构的世界秩序，早已背离了启蒙时代以来人类孜孜追求的“全球共同体”发展道路。在资本逻辑的主导下，等级差序结构固化，人类构建正义秩序的世界图景已逐渐暗淡。

现行国际秩序是由西方大国主导的“中心-边缘”结构和依附型世界体系，这是西方市民社会的等级结构嵌入“世界市场”的表现形式。这套世界体系的最终操控者是跨国大资本，在资本的动力机制下，世界普遍交往逐渐消灭了生产资料、财产和人口的分散状态，资本和财产越来越集聚在少数人手里，形成了少数资产者对多数无产者的统治、中心国家对边缘地带的统治。“在这种历史条件下所形成的全球性共同体不过是立足于‘市民社会’视域的‘货币共同体’或‘资本共同体’”，也被称为“神圣资本同盟”。这种共同体信奉的是单边主义、霸权旨向的地位观，丛林法则、零和博弈的利益观，西方中心、文明优越的文明观，一国主导、几方共治的治理观，抱团结盟、自我至上的安全观。这种全球性的“资本共同体”，如同“资本主义国家”一样，本质上还是“虚假的”“冒充的”共同体，居于核心地位的国家往往把自身的特殊利益伪装成人类普遍利益，把自身的价值伪装成全人类的“普世价值”，和平发展、合作共赢只有对于世界体系内的中心国家来说是存在的，对于绝大多数依附型国家、边缘国家来说，它不仅是完全虚幻的，而且是新的桎梏。邓小平早在1988 年 12 月会见印度总理甘地时就指出：“世界上现在有两件事情要同时做，一个是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一个是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随着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国际力量对比深刻变化，现行国际共同体秩序的瓦解与新型国际共同体秩序的建立是不可避免的。全部的问题在于人类应该建构什么样的国际新秩序。进入21世纪，中国、俄罗斯、印度等新兴市场国家快速崛起，美西方主导的国际政治体系、国际经济体系、国际安全体系积重难返，越来越难以适应国际形势变化，国际社会迫切要求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世界秩序，开辟人类更加美好的发展前景。

把准问题，方能“开方”。重建国际秩序的出路何在？中国方案是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构建“同呼吸、共命运”的新型国际共同体秩序。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基于地缘政治的考虑，而是立足于“人类社会或社会化的人类”的哲学立场，意在通过调整全球上层建筑，将“西方性”的世界秩序和治理体系改造升级为“共同性”的世界秩序和治理体系，以适应全球生产力的普遍发展要求，增进全人类的共同利益，致力于建设共同发展、合作共赢的世界。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倡导的新型国际秩序观，是对马克思主义全球秩序观的继承，是对中国传统天下观的扬弃，是对中国共产党韬光养晦世界观、和谐世界观的发展，是对现存国际秩序的批判性反思，是具有原创性价值的国际秩序观。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其方向是消解而不是延续资本主义全球化所造成的中心-边缘结构，是打破而不是固化西方主导的依附型世界体系，是终结而不是维护盎格鲁-撒克逊世界主导的霸权秩序，是改革而不是继承一方主导、几方共治的全球治理体系，是要在去中心化的追求中建构起网格化、多中心的新世界。只有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世界新秩序中，各个国家才能获得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条件。

人类命运共同体旨在建构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一种世界社会实体或实体性的世界体系，也不是按照统一的国际章程结成的“现代国家联合体”，更不是一种国际统一战线、国际政治组织。但人类命运共同体本身蕴涵着一整套世界秩序重建的文化观念，为国际秩序的理性建构注入了中国元素。一是平等相待、互商互谅的地位观。地球是人类共同生存的家园，不是国家角力的竞技场，不是高低贵贱的裁判所。我们反对中心-边缘结构，反对依附世界体系，致力于建设一个身份正义的世界。二是公道正义、共建共享的安全观。21世纪最大的问题是联合起来共谋和平、共同发展的问题。要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就必须改变与民族国家的发展不相适应的国际旧秩序，创造使民族国家合作共赢成为可能的共同体环境；就必须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反对单边主义和丛林法则，将扭曲的国际关系重新扭转过来，致力于建设一个安全正义的世界。三是合作共赢、包容互惠的发展观。各国同处一个世界，反对赢者通吃、丛林法则的资本逻辑，解决全球性剥夺和不平等的问题，致力于建设一个发展正义的世界。四是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观。不同文明凝聚着不同民族的智慧，没有高低、优劣之分，只有长短、特色之别。反对文明优越论，反对单一文明一统天下，致力于建设一个文化正义的世界。五是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观。地球是人类唯一赖以生存的家园。人类与自然自古以来是生命共同体，彻底扭转资本主义工业革命以来人与自然的对抗之路，实现人与自然的真正和解，致力于建设一个生态正义的世界。

人类命运共同体及其蕴涵的中国理念，重拾被西方搁置的全球正义问题，已经成为新时代引领国际秩序重构的“文化隐喻”和方向标。作为文化隐喻，这些核心概念既反衬了现行国际秩序存在的问题，也建构了世人对国际秩序的认知新框架。通过这个框架，人们开始了解，正义的世界秩序应该是什么样、不应该是什么样，世界应该朝什么方向发展、应该避免走上什么样的不归路，哪些国际交往行为是正义的、哪些行为是应当规避的，现存国际秩序为什么不合理、我们应该建构什么样的正义世界，如此等等。这些文化隐喻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决定性出场奠定了思想基础，通过隐喻的建构性功能，配合新兴市场国家的大力推动，国际政治的“现实”将以某种特定方式或快或慢地被建构出来，未来国际秩序的变迁有理由被看作这些隐喻的再描述过程，即隐喻的现实化过程。

当然，作为中国倡导的新型国际秩序观，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现行世界秩序结构的改革调整、改造升级指明了方向，而不意味着颠覆现行世界体系，另搞一套。现行世界体系通过改革完善依然可以焕发新的生命，比如联合国、WTO依然有其合法性，它还处于青壮年时期；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可以通过权力重组、规则调整达到服务全球的目的。当然，某些带有浓厚意识形态色彩的国际组织，比如北约、G7，在后西方语境下注定要走下神坛，直至退出历史舞台，这是历史的大趋势。如果西方国家能够正视新兴市场国家群体性崛起、国际格局发生深刻调整的事实，能够正视“后西方时代”正在降临的事实，在“后西方”语境中可能不会被边缘化，改变的仅仅是发挥作用的方式。中国“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中国不是“规则的破坏者”“秩序的颠覆者”，相反，“中国是现行国际体系的参与者、建设者、贡献者，同时也是受益者。改革和完善现行国际体系，不意味着另起炉灶，而是要推动它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中国正成为全球治理改革中最活跃的动力和国际体系变革中最具建设性的因素。中国不承认少数国家主张的“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不认可“强权即公理”的霸道逻辑，不赞同个别大国“从实力地位出发”的国际交往之道，反对少数大国垄断国际秩序和国际规则的制定权，反对从一己之私出发任意解构或定义国际秩序，反对公器私用肆意践踏国际体系、操弄国际规则。

三、开创人类文明的崭新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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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后西方”“后冷战”“后秩序”时代的新文明形态，旨在解构资本逻辑操控的人类文明，压缩西方中心论统治世界的历史空间，压制普世主义价值观的越界冲动，阻隔西方文明“对抗”“利己”“扩张”基因全球蔓延，阻断现行国际秩序中的非正义遗产世代传承，为匡扶全球正义、建设公正合理的新世界树立了文明标杆。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在世界文明观意义上的元理论创造，是中国创生的更高水准的人类新文明，是为中国所把握到的世界精神，已经成为中国在21世纪引领人类精神成长和世界历史走向的鲜明旗帜，标识了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新高度。

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西方率先完成了现代化的任务，率先享受了现代化的成果，成功创造了现代化的西方道路和人类文明的西方形态，因而成为世界的中心，“西方中心论”从此成为主导全球的意识形态。一直以来，西方中心论者始终认为，始于欧洲的现代文明进程“是唯一成功和正确的发展逻辑”，世界各国如果想走上文明大道，享受现代文明成果，今后的任务就是向西方靠拢，成为西方的另一个“他者”。然而，西方中心论本质上是由“地域性”伪装起来的“普世性”，西方集团冒充全世界的代表，把自己的利益伪装成全世界的共同利益，把自己的思想“描绘成唯一合乎理性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这种狭隘的人类文明建构路线注定要在多极化的世界力量冲击下遭遇破产。

进入21世纪，世界历史并没有在西方中心论的“尽善尽美”中终结，以盎格鲁-撒克逊文明为底色的人类文明正面临危机，重建人类文明是国际社会的共同事业。在21世纪，西方中心论在主导全球几个世纪之后遭遇了滑铁卢。正如塞缪尔·亨廷顿所言，美西方“在全球范围内推广西方文化的努力与其推广能力的下降这两者之间的不协调”，已经上升为当今世界文化领域的主要矛盾。今天，单一的西方文明不可能继续作为“认同、意义、稳定、合法性和希望的本源”，单一的中华文明或别的什么文明也不可能是新型全球化时代的“解决办法”。世界各国需要共同努力，遵循“美美与共”的原则，秉持“自美其美”的自信，怀抱“美人之美”的胸襟，向人类贡献普遍认可的文化信息，达成普遍遵循的国际交往理性，重构与世界大变局、全球主义大方向相匹配的人类新文明。

重构人类新文明，必须从实际出发，坚持问题导向，直面当今世界共同难题。“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狄更斯对19世纪世界的描述似乎仍然适用于当代。相较于过去，今天的世界大踏步前进了，但世界面临的不确定性在上升，全球进入风险时代。当今世界面临的问题林林总总，概括起来无外乎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世界赤字是表象，其背后是文明理念，其本原在哲学。非正义的世界根源于非正义的文明。世界赤字的产生、扩大，在一定程度上都与西方主导建构的人类文明密切相关。因此，消解世界赤字，有必要从文明的角度、哲学的高度来筹划，建构符合未来发展趋势、凝聚全球共识的人类新文明。

世界这么大，问题这么多，在不确定的世界中寻找确定性，中国贡献的人类文明方案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人类文明重构的中国方案，已经“成为中国引领时代潮流和人类文明进步方向的鲜明旗帜”。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元哲学层面的人类文明新理念。人类命运共同体蕴涵着这样一个观念：人类是一个共命运的大家庭，我们不仅认同本土共同体，也认同全球共同体；每个国家都是作为独立的文化价值主体而存在，也是作为人类文明重构者的身份参与其中，为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本民族的文化信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从价值上来说，就是培育“共同的公善”观念，全人类致力于实现“公善”而联合为一体；从行动上来说，就是以此为牵引，走向理想的正义世界。

作为一种与西方中心论本质对立的新文明类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超越性体现在以下方面：在全球治理上，超越一方主导、几方共治的西方治理逻辑，倡导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致力于建设良政善治的世界；在全球发展上，超越线性进化、梯度发展的发展理性，倡导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致力于建设共同繁荣的世界；在文明交流上，超越西方中心、文明优越的文明理性，倡导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致力于建设美美与共的世界；在世界安全上，超越自我至上、抱团结盟的安全理性，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致力于建设持久和平的世界；在国际合作上，超越以邻为壑、亲疏划界的交往理性，倡导开放、融通、互利、共赢的合作观，致力于建设命运与共的世界；在国际关系上，超越中心边缘、主从依附的关系理性，倡导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致力于建设公正合理的世界；在义利关系上，超越弱肉强食、零和博弈的经济理性，倡导以义为先、义利兼顾的正确义利观，致力于建设合作共赢的世界；在价值观上，超越普世主义、中心主义的价值理性，中止多样化世界的同质化态势，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致力于建设和而不同的世界；在大国关系上，超越国强必霸、大国必战的权力理性，倡导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致力于建设普遍安全的世界；在制度选择上，超越世界趋同、历史终结的制度理性，倡导自主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的制度观，致力于建设和谐共生的世界；在生态环境上，超越人类中心主义、自然中心主义，倡导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理念，致力于建设清洁美丽的世界；等等。

中国是人类新文明的主要建构力量。在西方中心论统治的世界中，创生更高水准的人类文明，引领人类精神成长和世界历史走向，是中华民族崛起的题中应有之义。美国学者迈克尔·巴尔指出，“中国崛起不仅是一个经济事件，还是一个文化事件”。在以中国为主的新兴市场国家的推动下，人类文明中的非西方元素在增加，西方文明的权重在减弱，“世界正在从根本上变得更加现代化和更少西方化”。新兴市场国家“物质的成功带来了对文化的伸张；硬权力衍生出软权力”。非西方世界对西方文明的盲从时期、畏惧时期已经结束，自立时期、反驳时期已经开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正在越来越大的范围内成为国际交往理性和文明规则，成为越来越多国家普遍接受的价值共识。同时，我们也要看到，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一天可以建成的，西方中心论的解体也不是一天可以完成的。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两种不同性质的人类文明将进入新老交替、新旧纠缠、深度博弈、此消彼长的新阶段。我们有信心，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必将在引领世界秩序未来走向、重塑世界历史未来样态上发挥更大作用。

四、两制共存范式的当代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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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遵循马克思“两个决不会”的原则精神，打开了在资本主义占主导地位的国际背景下两制和平共处、人类和谐共生的历史空间，为建构“后西方时代”两制交往的新范式提供了前瞻性构想。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方略，为超越资本逻辑主导的“虚假的共同体”、通向“真正的共同体”开辟了道路，为超越封闭狭隘的“自由联合体”、搭建开阔的“世界大舞台”拓展了空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种自主性、建构性世界观，重构了“两个彻底决裂”到来之前两种制度、两条道路的互动逻辑和交往范式，重新规划了世界历史“东升西降”阶段两制长期共存、良性竞争的世界图景，重新塑造了“西强东弱”格局下两制国家和谐共生的国际政治生态，是真正站在全人类高度思考世界未来走向的“建构性方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在两制交往理论上的元哲学创造，书写了马克思主义全球史观的中国版本、当代形态。

国与国之间的理性交往何以可能？启蒙思想家休谟、卢梭建构了“契约论”的交往范式，国家之间通过订立契约规范交往行为，建构国际共同体秩序。黑格尔不赞同“契约论”的交往范式，他认为，国家之间无法达成契约，“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是独立主体间的关系，它们彼此订约，但同时凌驾于这些约定之上”。也就是说，由于缺乏超越国家之上的执法机器和最高权威，契约必定沦为一纸空文，世界历史因而陷入“立约-废约”“建群-退群”的循环。近代以来，西方国家之间交往的主导原则并非契约精神，而是实力原则，贸易与战争成为国际交往的两种主要范式；西方与非西方国家之间交往的主导范式也并非“契约论”范式，而是“宗主国-殖民地”范式，西方大帝国建构了覆盖全球的帝国殖民体系，形成了不对等的普遍交往关系。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帝国殖民体系瓦解，取而代之的是“核心-边缘”的国际交往范式。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资本力量是最主要的国家力量，各个国家的力量是不均衡的，形成金字塔型的国际权力结构。西方大国凭借资本力量盘踞世界体系中央，边缘国家居于依附地位，形成了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交往关系。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诞生，标志着世界历史从此进入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制共存的时代。但是，马克思并没有预见到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注定要在全球体系内长期和平共处，更无从规划两制国家的交往范式。社会主义国家出现后，世界逐渐分割为两大阵营，世界交往以集团划界，形成了“冷战”交往范式。苏联解体以后，冷战结束，世界重回“核心-边缘”的等级秩序和国际交往范式。西方凭借资本力量再次主导了人类的交往活动，社会主义国家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夹缝中求生存、谋发展。21世纪，中国正在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如何重构两制国家交往秩序，如何拓展两制国家交往空间，如何在“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实现两制国家和平共处、合作共赢？这是当今时代面临的世界性难题。

当今世界“依然处在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历史时代”。也就是说，今天依然处在资本主义主导世界历史的时代，归根结底，依然处在马克思所论断的“两个决不会”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尽管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迎来从低谷中复兴的重大转变，尽管“国际力量对比持续朝着于我有利的方向发展”，尽管“时与势在我们一边”，优势和机遇在我们一边，但从基本面来看，世界上两种制度、两条道路竞争博弈仍处于白热化阶段，远未到一决胜负的时候，两种力量对比的拐点并未到来，一劳永逸地解决两种制度胜败存废的条件尚不具备。一方面，当前乃至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世界历史的主导力量主要来自西方，“西强东弱”的国际政治格局仍将持续，“两个必然”的实现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世界历史进入了“东升西降”的新周期，“西强东弱”格局松动的趋势不可逆转，“两个必然”的结局不会改变。面向未来，在“两个彻底决裂”实现之前，中国作为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有责任重构两种制度、两条道路的互动逻辑和交往范式，有责任规划两制国家长期共存的世界图景。

如何重构两制国家交往范式？中国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了对世界交往范式的颠覆性重构，为两种制度、两条道路、两种意识形态和平共处、良性竞争提供了新方案、打开了新空间。自从民族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以来，人类开始形成世界意义上的交往共同体。但资本逻辑驱动的交往共同体具有侵略性、扩张性、零和性，资本主义全球化构筑的是不平等的、霸权主义的国际秩序，无法解决人类命运问题。时代境遇决定了以往历史唯物主义在探讨两制国家相处之道时，其理论态度主要是批判性、解构性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性出场，引导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发生建构性转向，成为新全球化时代合理规划两制国家交往关系的一种“建构性世界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以一种制度代替另一种制度，不是以一种文明代替另一种文明，而是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不同历史文化、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利益共生、权利共享、责任共担，形成共建美好世界的最大公约数。”今天，世界的经济基础是两种生产关系、两种基本经济制度长期并存、竞相发展，资本主义私有制在世界范围内占据主导地位，公有制在局部发挥主体作用；世界的制度基础是两种制度、两条道路长期并存、比拼发展，资本主义不断挖掘其存在的合理性空间，社会主义逐步释放其优越性；世界的思想基础是两个主义、两种意识形态长期并存、竞争博弈，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占据优势地位，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实践中证明其真理性；世界的价值观基础是两种文明、两种价值观长期并存、相互竞争，普世主义价值观继续维持优势地位、占领有利地形，全人类共同价值将逐步凝聚起各国共识、争夺道德高地。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两种生产关系、两种社会制度、两种意识形态和平共处、和而不同，共同推进人类社会发展和文明进步，这是人类面临的共同语境。两制国家是根本对立的，但又有和平竞争、共同发展、合作共赢的一面。资本主义因素与社会主义因素可以在一国之内同时并存，资本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制度可以在世界范围内和平共处，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可以在全球治理领域合作共治。试图超越发展阶段，摆脱两制共存的社会历史条件，试图在二者之间做单选题，谋求建构由单一经济基础、单一社会制度、单一意识形态为底色的共同体是断不可行的，最坏的情形是两败俱伤，“世界历史”走向终结。在现阶段，处理好两制国家间关系，特别是处理好中国这个最大社会主义国家与美国这个最强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避免跌入“冷战陷阱”和“修昔底德陷阱”，避免走上冲突对抗、国强必霸的老路，唯一可能的选项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了两制国家交往范式的革命性重构，独辟蹊径地找到一条超越两制国家对立对抗的新路径，开启了不同文明、不同社会制度和平共处、求同存异、共同发展、合作共赢的世界历史新纪元。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国际政治生活中的伟大创造，是人类交往共同体的新范式。人类命运共同体遵循马克思“两个决不会”的基本精神，深刻洞察两制国家长期共存的历史大势，重构了世界历史“东升西降”阶段两种制度、两个主义、两条道路的互动逻辑和交往范式，重塑了人类交往史上两制国家和谐共生的国际政治新生态。当然，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为了调和两制国家的矛盾，不是为了粉饰太平，而是为了开创世界永久和平的两制国家交往新路。在资本主义制度占主导地位的国际经济条件下，在缺乏国际组织保障和制度安排的国际政治条件下，在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和西方中心论思维左右全球重大议题的国际舆论环境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项艰巨的世纪工程，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人类命运共同体从理念转化为现实、从理想蓝图转化为全球行动方案，世界历史从“英语时代”“美语时代”真正进入“世界语时代”，仍然任重道远。

五、引领世界历史的行动纲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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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历史是一个大的过程，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任务纲领。西方开创了世界历史，西方的土地征服战略、利益攫取战略、文化殖民战略、制度输出战略、和平演变战略、颜色革命战略均一度升级为世界性的行动纲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旨在匡正“后西方”时代世界历史进程的目标方向，遏阻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民粹主义等历史逆流，矫正现时代国际社会的前进方向，是世界历史目前阶段的奋斗目标，是“再全球化”时代实现世界发展共赢、利益共享、责任共担、安全共建、和谐共处的共同纲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冲破遏阻世界普遍交往的历史逆流为前提，以世界普遍交往的充分发展为条件，将在世界普遍交往的提质升级中建成。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在世界历史观意义上的元哲学创造，是对世界历史阶段性目标和纲领的颠覆性重构，是对新全球化时代世界图景的全新构想，拓展了唯物史观的叙事主题和全球视野，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的崭新境界。

自地理大发现特别是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资本奔走于世界各地，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历史不可避免地转变为世界历史，周边国家交往不可逆转地扩大为世界普遍交往，单一国家问题也随之扩散为人类共同难题，单一民族或国家已无力独自应对不确定的世界，只有联合起来制定共同的奋斗目标和行动纲领，人类才有希望和未来。西方开创了世界历史，同时也主宰和塑造了世界历史，世界历史本质上就是“资本主义文明通过普遍交往在世界范围扩张与复制的历史”，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通过世界普遍交往由特殊性上升为普遍性的历史，就是西方的土地征服、利益攫取、制度输出、文化殖民上升为世界性行动纲领的历史。这样的世界历史该终结了，这样的世界纲领该终止了！随着社会主义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的群体性崛起，国际力量对比的深刻变化，世界历史的资本主义属性、西方属性趋于弱化，公共需求属性、共同利益属性趋于强化，世界历史需要确立新的目标、新的方向、新的纲领。从当前阶段来看，“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世界历史目前阶段的奋斗目标，是“后西方”时代全人类的共同纲领，是全球性的共同事业；从长远来看，“真正的共同体”是世界历史进程中的最终目标，是“两个彻底决裂”时代全人类的最高纲领。世界各国团结起来和谐共生，就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沿着人类命运共同体走下去，终将通往“真正的共同体”。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明显增加，“人类向何处去”成为困扰国际社会的共同难题。面对“世界之问”，中国方案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是“再全球化”阶段国际社会大家庭的共同使命、共同目标，是世界历史目前阶段的奋斗纲领。人类命运共同体指向当下，是针对现阶段人类共同难题、回答“世界之问”而提出的行动纲领，是从当代世界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科技、生态、安全等领域的具体实际出发，所作出的科学预判和顶层设计。作为“中国药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备多种优越性：它处理问题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是综合施策、标本兼治；它不仅是解决问题的工具，更是契合人类历史进程的指导性理念和纲领。“从世界历史的角度说，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在‘无产阶级时代’还没有到来，而且条件尚不具备……的历史条件下，世界历史进程的阶段性目标。”今天，人类社会尚处在阶级关系中，构建“真正的共同体”是超越发展阶段的，不具有现实可能性。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才是现时代的唯一选择，才符合国际社会的根本利益和普遍期待，也才能凝聚起全人类的价值共识和最大公约数。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行动纲领，旨在于普遍交往中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实现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资本主义全球化形成了全人类的普遍交往，但并未均衡地增进全人类的共同利益。资本逻辑支配下的世界市场体系、全球治理体系面临深刻危机，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文化殖民、制度霸权等六大问题依然危及人类命运。人类命运共同体旨在克服世界市场体系和全球治理体系危机，“立足于‘人类社会’的哲学立场，力求促进人类在真正的‘普遍交往’中形成具有更高‘共同性’水平的人类利益，在变革全球治理体系的基础上推动全球生产力的均衡发展，为实现人类社会更美好的世界图景奠定坚实的物质和精神基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宏大的行动计划，具体展开和外化为“六大行动方案”：以消解发展赤字为目标、旨在推动世界共同发展的中国方案，比如“一带一路”建设、亚投行、全球发展倡议、新型全球化方案；以消解治理赤字为目标、旨在优化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比如倡导“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以消解信任赤字为目标、旨在增进全球信任的中国方案，比如倡导“义利兼顾、以义为先”的正确义利观；以消解和平赤字为目标、旨在维护世界和平的中国方案，比如倡导全球安全倡议、新型大国关系格局；以消解文化霸权为目标、旨在重构人类文明格局的中国方案，比如倡导全球文明倡议、全人类共同价值；以消解制度霸权为目标、旨在探索更好社会制度的中国方案，比如倡导“自主选择”的制度观。这六大方案为建构世界普遍交往的新格局和世界历史的新图景指明了方向。

今天，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宏大事业，受到了来自西方逆全球化动向的干扰，受到了西方保守主义、单边主义、民粹主义的遏阻，受到了孤立主义、冷战思维的阻挠以及“国际民主联盟”的价值观围堵，但全球社会并没有退出“世界历史”的总体进程，中国也不可能脱离世界普遍交往体系，世界普遍交往的大趋势没有变。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超越传统国际交往格局，实现人类社会发展共赢、利益共享、责任共担、安全共建、和谐共处的普遍交往纲领，是迈向世界普遍交往新秩序的阶段性目标和美好愿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被多次写入联合国文件，这一方案作为解决国际问题的“总钥匙”，正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认可。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顺应世界历史的总体进程和最终走向，是通往“真正的共同体”的必经阶段，是人类进步史上的一大步。现阶段，我们致力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正是为推动世界历史向着更高阶段挺进创造条件、积蓄力量，为建成“真正的共同体”奠定基础、开辟道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决定性出场，必将载入世界历史史册和人类解放史册，但这不是人类进步的终点。它没有终结世界历史的未来发展，人类解放事业依然在路上，世界历史不会止步于“共同命运”。只有形成“真正的共同体”，世界历史才进入自由王国，人类才真正掌握自己的命运，建成终极意义上的命运共同体。

必须说明的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张来自中国，是中国倡议的世界纲领，但不意味着这是一个民族主义纲领，我们不会打着“民族的就是世界的”的幌子给世界带节奏；不意味着中国将自己单方面的主张强加于他国，我们不会谋求按照自己的模样改造整个世界；不意味着中华文明将殖民于整个世界，我们反对西方中心论不是为了走向东方中心论。

总之，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对现存共同体秩序的超越，向全球提供了一种崭新的全球治理思维和治理理念，为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开辟了新的愿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对国际关系理论的重要贡献，是中国对国际秩序观的创新与发展，为建设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贡献了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总方略，是中国创生的更高水准的人类新文明，是中国在21世纪引领人类精神成长和世界历史走向的鲜明旗帜。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打开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制度、两条道路和平共处的历史空间，匡正了现时代国际社会的前进方向，是世界普遍交往范式的当代重建，是世界历史目前阶段的共同纲领。一句话，唯有通过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才能在全球范围内真正解决人类命运问题，才能打开通往“真正的共同体”的正确道路。

【文章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2023年第2期】

【文章作者：陈曙光（1975-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教授（北京  100091）。】

【本网编辑：魏宇航】